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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马识途:曲折坎坷是常态,顽韧不舍永前行

来源:光明日报 时间:2020-02-21

  借调忆秦娥·元宵

  元宵节,中华自古称佳节。称佳节,全民欢乐,笙歌通夜。今年元宵大减色,千门万户守家宅,守家宅,冠状病毒,城乡肆虐。

  战妖孽,中华儿女不畏怯。不畏怯,全民动员,鏖斗不歇。病毒扩散全阻绝,冠状恶魔尽歼灭。尽歼灭,大功告成,欢呼祖国。

  近日,106岁的老作家马识途获知新冠肺炎疫情后,慨然填词《借调忆秦娥·元宵》,勉励中国人民“不畏怯,全民动员,鏖斗不歇”。心系疫情的马识途,在得知四川省北大校友会发起“百万口罩行动”后,参与并呼吁校友关注,又立刻捐赠2万元,支援前线抗疫。时至今日,马识途仍然以106岁的旺盛的生命力,生气勃勃地迎来每一个金光灿烂的旭日,送走红云万道的晚霞!在全民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战役中,这尤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山岳般的丰碑。

  2020年1月15日,旧历猪年腊月二十三,晚上9点48分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:

  “喂,我是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。马老给你写了一个福字,我现在给你快递过去……”

  太突然了,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,一时竟有点儿懵:“谢谢大姐!谢谢马老!祝他老人家新春大吉!”

  放下电话,我认真地又核算了一遍:马老是1915年1月生人,今年已经是106岁的老神仙了!

  106岁,耳不聋,眼不花,脑子不乱,手不打抖。还能写文章。还坚持习书法。还能想起我这个远在数千里之外、好几年未联系的文学编辑——焉能不称“老神仙”?

  第三天一大早,从成都飞来的快件到了。小心翼翼拆开,但见用保鲜膜精心包裹着一张40×40厘米的大红纸,上面赫然一个大“福”字,碑隶体,笔力遒劲,浑厚苍茫,每一笔都是一笔拉出,每一划皆元气淋漓。见字如面,一时间,我分明觉得马老就在我面前,洪钟似的说话和开怀畅笑,像一座雄伟奇峻的大山。

  大“福”字左右,还各有两行小字。左边是:“韩小蕙同志 2020年元月”;右边是“百〇六岁叟马识途”,其中,“岁”与“识”字都是繁体,多难写啊!一左一右,对称美,均整美,小字笔体清秀,灵动如走龙蛇,漂亮极了!

  我把目光重又落在大“福”字上,细细品。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“四面边声连角起,千嶂里,长烟落日孤城闭。”蓦地,整张红纸仿佛燃起一簇火焰,熊熊的壮阔里,我看见了识途马老的一连串身影。

  血里火里锻造,百炼成钢

  说来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,我第一次看到“马识途”这个名字,是在1966年。当时我失学在家,迷上读小说,尤迷长篇,当时书都烧了,不容易找,常常碰上哪部是哪部,捧着厚厚的一本不舍得放下,既想快快读完,又期盼着永远也读不完。有一天就遇到了《清江壮歌》。

  这是马老的代表作,根据烈士何功伟和刘惠馨的原型而写成,讲述了这两位20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,怀着推翻旧社会、建立新中国的理想,在鄂西恩施地区的清江之畔,开展地下党秘密工作,后被叛徒出卖,被捕入狱,最终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。其中有一个情节,长留在我少年的心怀里,即刘惠馨在走向刑场的路上,将怀里的小婴儿放置在路边的草丛中,被一对善良的农民夫妇收养……多少年后我才无比震撼地得知,这件事情竟是真的,那个活下来的小婴儿,就是马老的大女儿呀——是的,刘惠馨烈士,正是马老亲爱的妻子!

  哦,马老就是当年从火里和血里走出来的革命者,他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,即参加了革命,很快成长为一名具有高级知识分子背景的领导干部,担任了中共鄂西特委书记、川康特委副书记等职务。后于全国解放前夕回到家乡重庆,在中共地下党中担任领导职务,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进行了殊死的战斗……

  《清江壮歌》是一曲壮怀激烈的大歌,不仅人物鲜明生动,故事跌宕起伏,情节扣人心弦,吸引着我不肯放手地读下去;而且重要的是,那贯穿全书的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,强烈地拨动了我的心弦——虽然那时我只有12岁,但从小长在红旗下,受到革命教育的我,还是激动得心潮起伏,以至于平生第一次,去关注这部书是谁写的。结果,愣住了,“马识途”,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名字!哥哥说,对,就是马认识路,你没听说过中国有一个成语,叫“老马识途”吗……

  岁月如飞箭,真不可等闲,一晃,半个世纪就过去了。完全没想到的是,那一曲清江的壮歌一直还在我心头萦绕着,我竟也从中文系毕业了,并且成为光明日报的文学编辑。我从没忘记“识途老马”,终于在一次文学活动中,见到了心中的那座大山。

  那是1993年,首届“建筑与文学研讨会”在南昌滕王阁召开,50多位中国作家和建筑大师与会,主办方也荣幸地请到了马老。时年78岁的马老,身量挺直,面色如玉,戴一副金丝眼镜,儒雅翩翩而不失威仪,说话带笑意,声音似洪钟,完全不像大官,而尽显大学者之气。此前,我与马老早就通过数封信,约他为我们文学副刊写过数篇稿子,他老人家在那个时期,在全国各地的重要报刊上,很发过一批文章,基本都是针砭时弊的杂文和随笔,非常符合报纸的需要。马老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约稿,把他最满意的文章都给了我们,极大地提升了光明日报《文荟副刊》的质量和声誉。总之给我的印象,这是一位胸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、境界远大的革命家,他心里装着的,全是如何把国家建设得更好,推动社会前进,提升百姓福祉,实现人人共同富裕,让中华民族毫无争议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这是他一生的追求——一位可敬的老共产党人啊!

  不忘初心,坚持前行

  每次来信,马老都称呼我为“小蕙同志”,落款为“马识途”。但也有不同,大概是记住了我曾向他讲述过少年时识得他名字的情节,有几次来信,特别是在书法作品上,落款就是“识途老马”。

  此后从1993年至今,马老为光明日报《文荟副刊》写了10余篇文章,长的有数千字,都是思想性极强的大文,却没有一篇是吹嘘自己曾经辉煌壮丽的个人经历之作。1994年,在我们搞的“‘永久的悔’无奖征文”中,马老写来了一篇《未悔斋记》,在里面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心迹。

  他说,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,他本可以去打太极拳、学气功、习字画,为自己的长寿而奋斗;可以去下棋、玩扑克、打麻将,可以去湖边垂钓,息心养气;可以去老朋友家摆龙门阵,交流烹饪学、养生学;可以当孙辈的牛马;可以去参加各种会议,坐在主席台前排,风风光光,品评香茶;可以去风景名胜游山玩水,可以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走走,重温一下“老上级”的感觉……对于这些,他一概不沾,却沉湎于写作,而且不接受“文革”时罹文字狱坐了6年牢的教训,还偏偏写作时评和杂文,因文字惹了是非,给自己带来新的麻烦——对此,他说,“我却并不感到愧疚,也从来没有失悔”。

  为什么?

  “位卑未敢忘忧国。”如果我连心里想说的话,在当今盛世也不敢说,我就愧对那些和我一块儿在旧社会提起脑壳耍、斗争至死的战友和家人。正是有他们那种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大无畏精神,才迎来了现在的新社会呀。

  马老一生钟爱文学,早在1935年就已发表作品。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,他也一直坚持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,边战斗边积累素材,有空就抓起笔写上几段。他著有长篇小说《清江壮歌》《夜谭十记》《巴蜀女杰》《雷神传奇》《沧桑十年》及《马识途文集》(12卷)等数百万字的作品,然而最能披露其心迹的,我认为,就是这篇《未悔斋记》。他说:“我回顾我在解放前的前半生,曾经在血与火的战斗中,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,解放后又在风风雨雨里,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四十几年……‘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’,屈原的这句诗,是我一生信守的。我是本着自己的良知良能,才从事写作的。”为此,马老还写下“无悔无悔,我行我素”8个大字,挂在墙上,作为鼓励和警示自己的座右铭。后来还觉不够,索性将他的书斋名字改为“未悔斋”。

  看看,一位心地坦荡的老革命家,是多么令人高山仰止。尤其让我没想到的是,马老做了一辈子官,并且很早就进入了高级干部行列,他却仍保持着“我手写我心”的拙真,“对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,逼着我不能不看,看了不能不想,想了便不能不写点自己的意见,所谓骨鲠在喉,不吐不快”——这种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高风亮节,与时下一些只见领导眼色行事,哪儿管国家和百姓苍生受损的庸官、昏官、混官、投机分子、蛀虫相比,不啻是高泰山而矮尘埃。

  “相信胜利,准备牺牲”,是我们当年普遍的信念

  2010年,因为一个事件,我对马老的了解又深化了一层。同时也使我们之间的关系,超越了一般编辑与作者的工作关系,而升华为一种带有亲情般的关注与惦念。

  那年清明节期间,我们到重庆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和全委会会议。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的吕雷兄,带着其老父吕坪同志亲手写的红丝带,专程去渣滓洞烈士纪念馆,寻找齐亮、马秀英、马有猷、杨翱、陈诗伯五位烈士的灵位。

  1948年,吕雷刚刚1岁,吕坪在重庆做地下工作,任乡建学院地下党组织负责人,他的直接领导是马有猷同志。一日,马有猷的领导、重庆北区书记齐亮突然紧急面见他,告诉他马有猷已经被捕,因为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党委书记刘国定、副书记冉益智双双叛变了,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处于极度危险中,命他赶紧带领已经暴露的同志撤离。而齐亮为了营救更多的同志,冒着生命危险,毅然留下来继续奔走,最终被叛徒认出,遭到逮捕,于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之前,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。同他一起牺牲的,还有他的爱人马秀英。

  吕坪抱着襁褓中的吕雷,与一位地下党的女同志假扮成夫妻,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,登上了开往长江下游的江轮。途中看到敌人搜捕得紧,果断于宜昌下船,改走陆路,经武汉南下广州,最终平安到达香港。那位扮演母亲的女同志,后来就留在香港,成为吕雷的干妈。吕坪同志于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广东工作,最后在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职位上离休。几十年来,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吕雷说起齐亮、马秀英和马有猷,每次都潸然泪下,泣不成声。没有齐亮当年的舍身营救,被敌人逮捕和杀害的就会是他,而吕雷也就会成为渣滓洞的另一位“小萝卜头”。

  在渣滓洞有着密密麻麻烈士名字的墙上,吕雷果然找到了五位烈士的牌位,照片上,他们个个是那么年轻、帅气、阳光、俊美、英姿飒爽,仿佛一招手就能从墙上走下来!可是,他们却都在重庆解放前,被敌人杀害于歌乐山下,那一场疯狂的大屠杀,敌人一共杀死了包括杨虎城将军一家在内的几百位烈士。齐亮烈士在行刑前,从容地跟狱中的每一位难友道“再见”,然后慷慨赴死,最终,尸体被敌人扔进了镪水池中……

  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吕雷将一大捧鲜花,献在烈士墙下,并告慰守在广州家里等消息的老父老母。那边,行将八十岁的二老也是肝肠寸断,老泪横流……

  这么悲壮动人的情节,不是小说的编织,而就眼睁睁地发生在面前,不能不令人泪奔心恸!我当即请吕雷写一篇纪实长文,给光明日报的读者们讲一讲当年那活生生的故事,重温一下我们共和国走到今天,是多少齐亮那样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!

  吕雷兄回到广州,马上动笔,很快就发来了饱蘸着血泪的长文。5月21日,光明日报《文荟副刊》以《聆听烈士的声音》为大幅标题,整版刊出,同时刊出了齐亮烈士和马秀英烈士的照片。齐亮烈士儒雅英朗,马秀英烈士秀美漂亮,若他们活到今天,是多么和谐恩爱的一对侣人啊!

  文章刊出后,先是在报社内部,随后在广大读者中,产生了非凡的影响,人们都说,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感动人的主旋律文章了。

  我记住了吕雷文章中有一句话,“马秀英烈士是作家马识途的堂妹”,因此报纸一出来,第一时间就给马老写了一封信,报告此事的前前后后,并寄去了样报。

  很快,马老的回信到了。同时,还有他亲自撰写的一篇长文,以及一幅法书“人无信仰,生不如死”。长文中,马老介绍了齐亮和马秀英烈士的不为人知的事迹,还有罗广斌同志带出的烈士们在狱中写给党的《嘱托八条》。看得出来,马老的激动之情力透纸背——他又回到了那提着脑壳干革命的时代了吧?他又看到齐亮烈士和马秀英烈士双双忙碌于地下党工作的身影了吧?他又听到子弹呼啸着残杀革命同志的嚣叫了吧?他又看到《红岩》中的一幕幕场景,又看到江姐带着同志们一针一线绣红旗的群像了吧……

  最令我心碎的,是马老还说到,他曾准备对马秀英进行处分,因为她在有机会逃跑时却没行动,甘愿陪着心爱的丈夫齐亮一同赴死。马老认为,马秀英入党后即是党的人了,不能为了个人感情而做无谓的牺牲。而痛心的是,这处分后来是彻底没有了机会!

  遵照马老的意愿,《文荟副刊》把他的来信、长文和法书,再次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发表出来,并加了“编者按”(详见光明日报2010年9月17日第10版)。文章刊出后,我又立即遵照马老的吩咐,将样报寄给吕雷,请他转给老父吕坪同志。当马老得悉吕坪同志和他的夫人夏耘同志都还健在,非常高兴,还向吕雷发出邀请,约定借翌年赴京参加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之机,争取见个面——这老爷子真是雄心壮志,要知道,当时他已是自称“日薄西山”的96岁叟了,但他还自信心满满地准备到北京赴会!

  尽管当时的邮政快递业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,吕坪同志的复信却很快来了,并且也写来了一篇长文,回顾了当年的血雨腥风。光明日报《文荟副刊》再以大篇幅全文刊出了这篇长文(详见光明日报2010年11月5日第10版)。半年之内,连续就一个历史事件刊出三篇文章,这在我们《文荟副刊》是绝无仅有的,足见那一组文章的分量有多重,当时国内的重要报刊如《新华文摘》等,也都在第一时间予以转载。这亦是我数十年编辑生涯中,可堪铭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。

  曲折坎坷是常态,顽韧不舍永前行

  在马老和吕雷的文章中,都谈到了《狱中八条》,这是当年被关在渣滓洞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,总结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,在牺牲前共同商定,留给组织和世人的刻骨铭心的血泪忠告,如“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,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”“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”“切勿轻视敌人”“注意党员,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、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”等。

  今天,时间已悠悠过去了70余年,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这用烈士鲜血染红的《狱中八条》,对照当下,仍可谓条条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,真正是字字珠玑,金玉良言啊。

  在马老、吕坪、吕雷的这组文章中,三人还都多次提到一个词“信仰”,还有一个词“党性”。两代人,三位共产党员,都不约而同地谈及当年投身革命,不顾掉脑壳也要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,是为了什么?他们相信,通过他们的奋斗甚至牺牲,中国定能建立起一个国家繁荣富强,百姓安居乐业,再也没有人吃人、没有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社会。

  吕雷在文章中说:“在时代波澜的阵阵淘洗中,在资本与信念的微妙复杂的博弈中,我们党的队伍中的每个人、包括身居领导岗位的同志,还能当个为信仰而勇于献身的强者吗?是信仰淡去,利益坐大,还是信仰依然坚强,头颅依然高昂,依然高高扬起信仰的风帆,穿越资本和市场的惊涛骇浪,直达公平正义的彼岸?”

  吕坪在文章中说:“烈士们为了理想,为了信仰,不惜拋头颅、洒热血、英勇牺牲,建立了他们以死搏来的新中国。今天,扪心自问,我们还记得他们吗?我们还能够像他们那样以身许国吗?我们共产党员的信仰和理想,究竟还有多少?革命胜利以后,作为执政党的干部,当了各种级别的官,不会像过去烈士们那样,搞革命就会坐牢和杀头了。有人在权和钱的面前过不了关;即使我们自己,即使不敢忘记列宁‘忘了过去就等于背叛’的教诲,但在保持革命精神方面,是否有所弱化呢?如果明天需要流血牺牲,我们还能挺身而出吗?执政党长期执政,每个执政党的成员都必须警惕这样一个问题:奋斗精神的弱化!”

  马老在文章中说:“我们那时普遍的信念就是八个字:‘相信胜利,准备牺牲。’我们坚信,革命事业是正义的事业,必有胜利的一天,也许自己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,然而我们要怀着必死的决心,拼命进行战斗,光明必然到来。因为有坚定的信仰,我们便有智慧,因为有牺牲的决心,我们便产生勇气,有了智慧和勇气,我们便会视死如归,临危不乱,往往可以化险为夷。这就是信仰和党性的力量。”

  什么叫“不忘初心”——我想,这是最生动的关于共产党员、关于党的事业、关于党史、关于革命理想教育的最赤诚的初心吧!

  老一辈革命者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山岳般的丰碑

  2011年11月21日下午,北京饭店。

  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,吕雷手捧大簇鲜花,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马识途老人。两代人,两双手,紧紧握在一起。64岁的吕雷给97岁的马老鞠躬,敬礼,献花,代表吕坪和夏耘夫妇全家,向齐亮和马秀英烈士感恩;同时,也代表了我们这些所有的后辈来者,向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、慷慨赴死的全体烈士,向引领我们前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,致以深深的敬礼!

  马老当天有点感冒发烧,身体很不舒服,但他老人家还是坚强地挺起胸,端坐在沙发上,接受了我们这些后辈人的问候。他还拿出他的新书《党校笔记》,执意亲自签名,送给吕雷和我。他老人家仍然依照数十年的习惯,称我为“韩小蕙同志”,而非什么“主席”“会长”“委员”等职务。

  我捧着这部大红色封面的、充满了思考的著作,望着眼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耄耋老者,心里油然升起最强烈的钦佩之情。设身处地,将心比心,我想的是:若我们是这样一位已经97岁的老人,对自己还能要求什么呢?吃好?喝好?身体舒适?儿孙绕膝?遗产怎么处置?身后事怎么安排?这辈子还有什么福没享受过?还能为自己的名声留下些什么……

  这当然也都是人之常情,没什么可谴责的。然而眼前这位识革命征途、一心牵挂着党的事业的老马,满脑子里思考的,还是对国事和党史的孜孜研究!

  在一般人看来,已经把人生活满97岁,人瑞矣!悲观一些的,更是以为有了今天不一定有明日。而识途马老真是具有超强的生命力和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支撑着他一天又一天,不倦地工作和学习着,一日复一日地前行着。至今日,居然10年又过去了,马老仍然以106岁的旺盛的生命力,生气勃勃地迎来每一个金光灿烂的旭日,送走红云万道的晚霞!

  这在今天全民族抗击新冠肺炎的大战役中,尤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山岳般的丰碑。

  综观大自然的进化史,是多么严酷艰难的历程,地震、火山、海啸、洪水、雨、雪、风、霜……哪一天哪一日,不是充满了庶几的灭顶之灾?再纵览人类文明史,从类人猿直立行走以来,又有哪一时哪一刻不是摔倒了又爬起来,战胜了坎坎坷坷的羁绊,才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?世界上没有直路,等待在我们面前的,“有时穿过泥泞,有时横渡沼泽,有时行经丛林”(车尔尼雪夫斯基语)。

  然而,“你们所多的是生力,遇见深林,可以辟成平地的,遇见旷野,可以栽种树木的,遇见沙漠,可以开掘井泉的”,这是鲁迅先生在《导师》中告诫我们的。今天我的导师,就是识途马老,愿借他的大“福”字,“福”盖全中国的山川大地!(作者韩小蕙,系光明日报原领衔编辑、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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